论点精粹丨邴 正丨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与文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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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与文化认同

邴  正  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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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系统地总结了中华文明的特点,将其归结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大特征。本文尝试从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入手,探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形成过程与海纳百川的博大文化胸怀,中国文化的一元性与多样性的统一性,中国文化多元复合性的特征,中国传统文化包容性的文化态度。在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的文化依存论、文化复合论和文化包容论的传统,有利于加强和提高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文化认同,有利于全球各国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有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

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十分丰富、论述极为深刻,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系统地总结了中华文明的特点,将其归结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大特征。本文尝试从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入手,探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形成过程与海纳百川的博大文化胸怀。

一、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化解冲突,凝聚共识。”

中华文明的历史形成充分说明,文化本身具有多元复合的特性。文化的多元复合性,是指任何一种现代文化都是在传播的过程中融合而生成的,是多元文化要素层层叠加,不断累进的。原有的文化作为痕迹都会在这个文化中存在,不会被完全擦掉。当外来文化占了支配地位的时候,本土文化就以隐性文化的方式存在,而强势的传播来的外来文化就以显性文化的方式存在。在现代文化中,这种文化的多元复合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在中国文化当中,这个特点尤为突出。

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根据考古新发现,提出了中国文化形成的满天星斗说。他认为我国数以千计的新石器遗址可以分为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河姆渡文化、红山文化和从江西的鄱阳湖到广东的珠江三角洲的文化等六大板块,不限于传统认为的黄河流域。张溥泉提出了中华文化一体论。他认为中国文化的形成实际上分成四个阶段:前天下一体阶段即春秋战国时期,炎黄、东夷、百越、苗黎、戎羌诸民族融合成为华夏民族;天下一体阶段即秦汉魏晋时期,华夏民族与蛮夷戎狄诸民族融合成为汉民族。前中华一体阶段即南北朝隋唐时期,汉族与北方游牧民族加深融合。中华一体阶段即宋元明清时期,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融合为中华民族。

参考他们的观点,中华民族从炎黄族群开始,就是不同文化群体融合的产物。经过包容东夷、苗黎、戎狄、氐羌、巴蜀、百越等诸多族群的过程,形成了华夏民族。经过包容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四夷的过程,形成了古代中国的天下。经过天下与内外藩属的整合与融合,最终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认同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等,把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越包容,就越是得到认同和维护,就越会绵延不断。”

在中华民族成长发展过程中,不仅仅是一个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不断包容与融合的过程,而且也是中华民族不断吸收其他国家与民族文化的过程。西汉时期佛教从印度经西域传入中国,成为影响广泛的群众性宗教信仰。从唐朝到元朝,伊斯兰教从阿拉伯半岛、祆教和摩尼教从波斯、基督教从欧洲、景教(基督教聂斯托利派)从西亚,甚至犹太教,通过陆地和海上丝绸之路纷纷传入中国。这些宗教和不同教派,在他们的故乡往往各不相容,有的甚至是你死我活的冲突。在中国,外来宗教大多相安无事,各开各的庙,各唱各的调,有的逐渐消亡,有的因不断与朝廷对抗被禁止,有的则扎根中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

二、文化的一元性与多样性的统一性

中华民族的文化包容性充分体现了文化一元性与多样性的结合。文化是人所创造的物质的与精神的活动成果,以及使用这些成果的活动方式。前者是广义的文化,后者是狭义的文明。精神文化是人所创造的精神活动成果,包括观念文化、符号文化和制度文化。观念文化是文化的基本内容,观念的体系化形成确定的知识与价值观。符号是观念的表达形式,符号的标准化是文化交流传播的基础。规则是人为形成或制定的行为标准,规则的系统化才能形成稳定的社会制度。观念文化、符号文化和制度文化的结构化,必然形成文化的一元化。各民族文化从萌发到成熟,必然形成文化的一元化。

文化进化论的代表泰勒、摩尔根等人认为,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发生、发展在不断的进化,由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发展,从蒙昧时代、野蛮时代走向文明时代,并且认为世界上各民族都有独立发明的能力,大致上都经历相同或相似的发展历程。文化进化论的结论即文化一元论、文化趋同论和西方文化中心论。

美国的文化相对主义创始人博厄斯系统批判了西方文化中心论和西方文化优越论。他强调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注重文化的多样性发展,坚决反对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纳入到进化论简单的“单一进化模式中”。博厄斯强调,文化之所以是多样性的,是由历史的特殊性决定的。每一种生活方式,都是过去许多历史因素作用下的产物。每个民族都有他们自己特殊的历史,因而每一种生活方式都是独特的。

文化的构成元素是多样性的,不同的人群、部落、民族;不同的环境,如平原、草原、海洋、岛屿、沙漠、山地、高原;不同的工具、技术;不同的语言、文字;不同的习惯、风俗;各不相同的文化模式在传播中会发生交互碰撞、冲突与融合,从而形成各不相同的文化特征。因此,文化又是多元的、多样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化解冲突,凝聚共识。”

三、中国文化多元复合性的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历史充分体现了文化一元性和多样性的统一过程,体现出文化多元复合性的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

中国国土上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广袤的平原,滋养了中原地区的农业文明,成为华夏民族的摇篮。而在东北、北方、西北、西南地区,存在着肃慎、东胡、戎狄、氐羌等古代渔猎游牧民族,后来发展为满、蒙古、维吾尔、哈萨克、藏族等数十个少数民族,形成了农耕文化与渔猎游牧文化的长期并存与对峙的局面。中国传统文化是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结合形成的,并不是纯粹的农耕文化,其中包容和融入了大量的渔猎游牧文化的因素。中国文化多元复合性结构的文化特征,主要体现为游牧和农耕的二元对立依存的结构。

首先,中原农耕民族与周边渔猎游牧民族经济上存在着依存关系。中原的农耕经济需要游牧民族提供牛马等牲畜,作为生产工具和交通工具,不仅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和运输能力,也加强了对幅员辽阔的大一统国家的管理能力。而游牧民族的食物单一、经济结构单一,他们需要消化大量的肉类需要盐和茶来调节,这些都由中原来供应,所以形成了这种经济上的依存关系。

其次,中原农耕民族与周边渔猎游牧民族存在着政治上的互补关系。这种二元对立和依存形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中央集权、超级军备和大一统国家三大特征。

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与农牧二元对峙和依存的社会结构关系密切。由于中原周边始终存在强大的渔猎游牧民族,形成了来自边疆的巨大压力和挑战。渔猎游牧民族的迁移性和劫掠性传统,使他们经常突破农耕游牧的边界,与农耕民族发生冲突。一旦形成统一的游牧民族政权,多部落凝聚起来的经济、政治、军事力量,常常会突破长城,冲击、破坏中原农耕民族的社会稳定和安宁。这种冲突促使中原农耕民族逐渐加强社会团结,形成统一的中央政权,控制地方政权,凝聚全社会力量,以对抗渔猎游牧民族的周期性冲击。

这种对抗和挑战形成了中原政权的超级军备特点。中原农耕政权不但要加强中央集权,而且必须保持上百万的常备军,才能够抵抗游牧民族的进攻,形成了超级军备的特点。超级军备推动了全国人力物力财力向中央政府的高度集中,进一步强化了中央集权制度。

这种对抗和挑战形成了中原政权的大一统传统。“大一统”是指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上的高度集中和整齐划一。大一统的提法最早出自孔子。孔子针对春秋时代“礼崩乐坏”的诸侯割据现象,认为天子应该具有一统天下的权威,“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大一统思想的产生原因是多样的,但中原诸侯对天子权威的挑战,以及周边渔猎游牧民族(蛮夷戎狄)对中原王朝权威的挑战,是大一统思想产生和不断强化的重要原因。

四、中国传统文化包容性的文化态度

围绕人和宇宙、中国和世界的基本关系,中国传统文化有三个基本观念。

其一是天下一家的文化依存论。在个人与他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个人与世界的发展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孔子曰:“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儒家文化的核心是天下一家,但是儒家的天下一家不是天下唯此一家,而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其二是华夷互变的文化复合论。在华夏与蛮夷、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可以华夷互变。春秋初期,像楚、秦等在边远地区,疆土临近周边其他民族或与其混居的诸侯国,尚不被中原核心地区诸侯认同为华夏,但并不影响秦楚自认为华夏。韩愈认为,“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其三是和而不同的文化包容论。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正是这一文化依存、文化复合、文化包容的优良传统,一方面推动华夏民族与周边民族不断融合,最终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体;另一方面保持了中华民族与世界的和平性基本关系。正如习近平所说:“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决定了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的文化依存论、文化复合论和文化包容论的传统,有利于加强和提高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文化认同,有利于全球各国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有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文化认同是社会群体成员对本群体的习俗、历史、价值观和文化特征的充分接受和肯定。形成社会共识和认同是文化的重要社会功能。文化是一种内在的聚合力,通过文化跨越社会成员之间产生共同的符号、规则和观念,产生共同的价值观和群体信念;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形成文化共识和文化自觉。社会认同的基础是社会成员之间形成基本一致的文化价值观,这种文化价值观成为把诸多人群凝聚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所以,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重要心理和精神的基础,而且是最深层的基础。在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时代的背景下,基于文化的社会认同日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中最重要的软实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我们一定要在新时代国内外错综复杂的文化发展背景下,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坚持充分的文化自信,传承创新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繁荣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编 者 注

本文发表于《教学与研究》2024年第1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栏目，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内容为全文节选，注释略，如需网络转载，请联系微信公众号后台申请授权。点击页面下方“阅读全文”，可免费下载全文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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